导航菜单

社科院高培勇:兼顾逆周期调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浪财经新闻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企业评估协会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赞助,鹏华基金协办。第十八届中国企业发展峰会论坛于1月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士高培勇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他说,最近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工作设定了预期目标,即确保经济在合理范围内稳定运行。在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新发展观的要求,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都是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重要标志,质量要素在质量与数量的平衡中更为重要。由于经济运行合理范围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范围内的战略和考虑应该具有双重取向。我们需要数量和质量,同时管理经济增长,以实现合理的数量和质量的稳步提高。

在谈到宏观调控工具时,他说不仅仅局限于逆周期调整,供给侧结构改革也应该纳入宏观调控工具箱,甚至供给侧结构改革也应该在逆周期调整之前占据主线位置。由于宏观调控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范围内为重点的宏观调控应与双重运行相适应,一方面以反周期调整为重点,另一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重点,使两者相辅相成。与此同时,还应一个接一个地关注主辅政策。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应作为主要手段,财政和货币政策应作为主要手段。就业、工业、投资、消费和地区等政策应共同努力,实现宏观调控的良好结合。

最后,他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短期总量平衡和长期结构平衡都应该考虑。同时,套期保值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分配和评估也应基于双重识别。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急慢性病同治,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相适应,总量平衡为结构优化创造条件,结构优化促进可持续总量平衡。与此同时,还必须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锁定结构和体制问题,集中力量推进与结构和体制问题有关的基本改革。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应该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和积累经验。我们不能迅速做出决定。我们应该能够忍耐,为持久战做好准备。

以下是演讲稿:

亲爱的王钦敏主席,亲爱的王安顺副主任和侯云春主任,亲爱的领导们,尊敬的来宾们,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新年伊始,商界朋友们,无论是制定2020年的生产经营计划,还是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提出建议,我认为都离不开一个中心话题,那就是,2020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会是怎样?2020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如何制定?最近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工作的预期目标。预期目标是确保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我对这样一个预期目标有什么看法?如何判断这样一个预期目标,对于我们来说,是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建议你考虑几件事。

首先,如何把握经济运行的合理范围,尤其是“合理”一词在经济运行的合理范围内?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词有不同的考虑和标准

一旦这一核心目标发生变化,经济运行的合理范围就不能仅仅通过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和增长率来判断。此外,反映国内生产总值质量和效益的质量,如就业形势、物价水平和民生改善,不仅要纳入愿景,而且要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规模的第一目标。

我们说这不仅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方向,也是落实新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在中国这个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国家,按照新发展观的要求,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都是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重要标志,质量要素在质量与数量的平衡中更为重要。

由于经济运行合理范围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范围内的战略和考虑应该具有双重取向。我们需要数量和质量,同时管理经济增长,以实现合理的数量和质量的稳步提高。事实上,这也告诉我们跳出以往从一个数量维度判断经济形势或强调从一个数量维度判断经济形势的局限,注重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全面把握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这不仅是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的应有意义,也是实现这一预期目标的关键。

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实现这样一个预期目标?在传统意义上,每当我们提到宏观调控,我们手中的工具就会立刻想到反周期调整,把反周期调整放在首位。我们为何如此重视反周期调整?因为至少在最近几年,我们的市场经历了两个成功的例子,超越了逆周期调整。一是应对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二是进入本世纪后应对2008年至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我能怎么做呢?而且应该熟悉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尤其是理论和政策能被彻底理解。因此,每个人都必须立即将反周期调整提上议程。但有一件事我们也应该看到,至少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路、新理念和新战略。“新”的一个方面是把深化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对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具有深远意义。例如,秘书长说深化改革是根本途径之一,主要是宏观调控,这意味着在我们目前的宏观调控工具箱中,不仅有反周期调整,还有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

自2015年以来,我们围绕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出台了许多措施,并进行了许多探索。当你意识到你手中至少有两种宏观调控工具时,你不能只局限于逆周期调整,还可以把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纳入宏观调控工具箱,甚至在逆周期调整前给他以主线的地位。由于宏观调控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范围内为重点的宏观调控应与双重运行相适应,一方面以反周期调整为重点,另一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重点,使两者相辅相成。与此同时,还应一个接一个地关注主辅政策。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应作为主要手段,财政和货币政策应作为主要手段。就业、工业、投资、消费和地区等政策应共同努力,实现宏观调控的良好结合。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通过供应方结构改革和反周期调整正在处理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当我们谈到问题和矛盾时,我们立即想到一件事是经济下行压力,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更深层次的陈述,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下行压力。是什么导致了经济的下行压力?这值得深思。我们说过,在当前的中国,可能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和矛盾清单可能很长,但当我们对这个清单进行分类和整理时,我们会发现外部矛盾和问题。例如,贸易战也有内部矛盾和问题。存在周期性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既有旧的矛盾和问题,也有新的矛盾和问题。如此多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我们不得不仔细区分它们,并分别使用药物。由于我们有两种工具和两种操作方法,反周期调整对于短期外部或周期性矛盾和问题是正确的,因为反周期调整产生的套期保值效果是正确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对于长期的内部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我们用反周期调整作为对冲,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只能用改革的方法深化结构性改革。由于矛盾和问题来自多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我们应该坚持双重甚至多重视角,注意对症下药,用钥匙开锁。不可能有万能的药物来治疗所有的疾病。我们不仅要注意短期经济波动,还要引入长期结构性因素。我们不仅要注意供求总量平衡,还要追求供给结构的优化。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运行水平的变化,还要在制度机制层面深入挖掘其根本矛盾和问题。此外,我们不仅要通过实施反周期调整来处理短期外部或周期性矛盾和问题,还要通过深化供应方结构改革来处理长期内部结构和体制矛盾和问题。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放在一个锅里煮,更不用说用一种方法来解决所有的矛盾和问题了。

第四个问题是兼顾短期和长期的疗效,即抵消经济下行压力的宏观调控行动当然首先是为了实现短期总量平衡,这无疑符合常识,因为总体而言,经济下行压力并不坏,通过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宏观调控行动抵消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针对当前,例如2020年的供求总量平衡。但是,从根本上说,把经济运行的本质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向好的基本趋势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因此,要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范围内,就必须具有可持续性。不仅要考虑2020年的经济运行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还要考虑2021年和2022年的经济运行,以使经济运行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更长时间。在这方面,短期总余额当然很重要。长期结构平衡也是不可或缺的。多年来,我们一再被提醒,即使是短期的总量平衡也必须建立在长期结构平衡的基础上,留下长期结构平衡。短期总量平衡是绝对不可持续的。此外,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高质量发展阶段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解决,是搞好企业工作,特别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方面和独特技能。这意味着供给系统的目标是解决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和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的矛盾和问题,即高质量发展阶段最关心的核心要素。

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化、效率变化和权力变化,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寻找制度障碍的出路,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由于短期总量平衡和长期结构平衡都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范围内的必要条件,套期保值经济下行压力的效果、分配和评估也应基于双重识别,标本兼治,兼顾短期和长期疗效,急慢性疾病同时治疗,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之间的调整,总量平衡为结构优化创造条件,结构优化促进可持续总量平衡。同时,要分清主次矛盾,锁定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问题,着力推进与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相关的基础改革。

第五,监管应该及时和适当。最后,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应实施宏观政策反周期调控。其所有目标都是将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是核心目标。因此,除了正确的发电方向外,坚持及时和适当的措施也很重要。我们所说的事实是,我们应该正确把握实施反周期调整的节奏。当我们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及时采取行动,当我们不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采取行动。反应缓慢当然不好,反应过度也不好。我们在这里谈论的适度是正确把握实施反周期调整的力度。如果强度不够就不好了,但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我们可以逐步增加强度。但是,如果强度太大,应该用滴管代替洪水灌溉。如果小的水变成大的水,就没有进一步调整的余地,从而产生副作用。这种判断的标志实际上是看企业家能否被激活,尤其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由于反周期调整是围绕着将经济运行稳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运行的核心目标。因此,不仅有必要及时调整政策,进行一些预调整和微调,而且要以精确的政策和对冲效应的适当好处为基础。这不仅是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最初要求,也是我们应通过多年实践发展的视觉技能。认识到适时适度对保持宏观经济运行在合理范围内的重要性,我们既不能左顾右盼,拖延战机,使经济运行滑出合理范围,也不能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强有力的刺激,从而使经济运行在未来重复失去原有增长路径的风险。

说到这里,我想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是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发生的。从症状的出现来看,这似乎与我们经历过多次、出现在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下行压力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它强调了表面症状的局限性,当我们深入研究其内部原因和影响的传播时,我们就会发现。相似或相似的表象背后是不同的深刻内涵,这也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即使事物表现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上,内部原因也大多在结构和制度的矛盾和问题上,所以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从表面上看,需求不足,这与高速增长阶段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把它和我们目前的经济环境联系起来,你会发现,明显的短缺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和机制的矛盾和问题。这也是一次针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宏观调控行动。即使我们把重点放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有效需求的短期目标上,效果传递也必须结合结构和制度矛盾的不断变化来进行